第二十四章 艰巨的任务

“刚才说到时间的问题。当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对旧时代的苦难尚且记忆犹新时，他们都会纵向比较，有‘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他们会自发地产生强烈的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朴素愿望，所以这时候想让国家变色可以说不可能；但是等到亲身经历过旧时代的人去世得差不多了，活着的人基本上都是革命胜利以后才出生的，就缺乏这个纵向比较，转而要横向比较，就是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特别是劳动者阶级——有可能不都是无产阶级了——的生活比较。而如果比较下来自己并没有明显优势，相反过得还不如资产阶级国家的话，他们就会觉得生活在这个红色国家也没什么好的，有人提出要换个党，变变色试试看时，也就不会遇到太强烈的反对了。”

“更何况，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另外一些招数。一是在自己国家推行换汤不换药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实际上几个能执政的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一方面麻痹本国人民让他们以为换党上台可以解决问题，就没有很强烈的革命需求；另一方面诱骗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让他们也以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可以通过换党解决，却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换党执政是什么后果？

二就是从前通过剥削殖民地，后来通过剥削后来独立的比较穷的国家——中国把它们叫做发展中国家——来维持本国人比较高的生活水准，再通过控制媒体宣传，让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只看到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人的生活过得比自己还好，根本看不到那些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多么苦。人民就不但不会自发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会为变色出力，推波助澜。要是再加上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的领导者治国能力不够强，发挥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么终有党的执政合法性不保的时候，到那时，变色也就很难阻止了——苏联解体的时候，几乎没有谁自发站出来挽救它的——那时候不要说人民群众，就连高层领导都被洗了脑子，不想维护社会主义了。”

刘原又补充了一句：“所以，带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领袖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要想使我们国家变色，第一第二代是老革命，变不了的；到第三第四代就有可能。原因就是，到第三第四代时，亲身经历过旧时代的人就不剩多少了。”

“既然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脱胎于最穷困，人民群众苦难最深的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那就得完成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一代人的寿命，大约70来年的时间里，要把国家建设得连普通人的生活都不怕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劳动者阶级横向比较，比下来都不落后甚至还要更好的程度，才能使执政合法性始终不丧失。但是，这又不能通过发太多福利的捷径去实现，富而不强也不行，经不起外部攻击。强而不富，又经不起内部颠覆。”

“那位领袖的话还有后半句：但是，如果在第三第四代没有成功，那么等到第五第六代的时候，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横向比较都比得过了，不怕了。”

“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不和资本主义国家交流信息，让人民群众没法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不过这只能管用一时，不是长久之计。”

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听完后心情有些沉重。列宁沉思了一会，说道：“你说，到你穿越的时候，世界上只剩下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这5个社会主义国家了？那四个国家全加起来也只等于中国的一小部分，这么说，100年以后，中国几乎就是独力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抗衡，了不起！”

刘原一听，心想：“糟了，我一直很注意，除了说未来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外，避免把未来的中国说得太强大，就怕他们知道了以后不愿意帮助中国了，结果还是被他们知道了！上次不说列宁同志遇刺并未身亡，却被他猜到了，这次又被他猜到了，看来真是不能在他们面前耍半点心机啊，什么都瞒不过他们！”刘原却不知道，先前捷尔任斯基早就从他这个平民却能懂得那么多东西推测出未来的中国将会是个很强大的国家了。

因为刚才提到了前几任沙皇，列宁又想起一事：“从前沙皇侵占的中国领土，也应该尽快归还给中国了。”

听到列宁这么一说，刘原想到了此时还没有的《加拉罕宣言》。

加拉罕，是苏联外交官，北洋政府时期的首任苏联驻华大使，苏联政府中有名的“东方通”。1919年7月25日，加拉罕经列宁授权，以苏俄“代理外交总长”的名义发表了《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史称《加拉罕宣言》。

1919年7月25日，《加拉罕宣言》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日本、协约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俄政府和俄国资本家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

1920年苏俄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废除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和中国租界。永远无偿地退还一切侵夺的中国权利。1923年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在哈尔滨再次声明，放弃沙皇侵略政策，尊重中国主权。

刘原一听，惊叫：“不，千万别！”

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奇怪地看着他：“你不是中国人吗？为什么不要？”

刘原说：“最起码，现在不是时候，现在的中国是北洋政府，你给他们他们也不会领情的！”的确，联合反苏的协约国集团里面，中国的北洋政府也有份。虽然北洋政府派出的协约国干涉军论战力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起码表明了态度。

事实上，早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列宁就曾严厉谴责沙俄对中国的入侵。而在几年前的1911年，也就是中国爆发辛亥革命这一年，列宁发表了《新生的中国》一文，里面有这样的内容：“四亿落后的中国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中国工人阶级日益壮大，预料到必然会产生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这样他们将与我们并肩战斗，取得更多的合作空间，我们的政党主张，必须废除与中国不平等条约，待革命取得成功，把沙皇侵占的领土，尽快归还给中国！”

但是，正如刘原说的那样，当时的北洋政府是不会领情的，他们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要超过了对收回割让的领土的渴望。再说，现在（1918年）的苏俄也不具备归还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的能力，那些地方都不在苏俄控制区。

列宁想起了自己几年前写的文章，又想到了刘原说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将来会取得革命胜利，而自己虽然看不到这一天，但是斯大林能看到，就问刘原：“现在不是时候，那么等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履行了这个承诺没有？”

刘原摇头：“没有，非但如此，他还吞并了唐努乌梁海，并使得外蒙古独立。”他在刚才自己画的简版中国地图上指了位置。

1921年，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但是一直受着苏俄的影响。1944年苏联接纳了唐努乌梁海，正式隶属于俄罗斯。

至于外蒙古，1924年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无暇顾及，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规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并以此作为苏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国民政府倒是前往苏联谈判，但是斯大林的回应是：“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至于为什么要插手外蒙古，斯大林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还拿出地图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苏联就完了。”

欲知刘原怎样描述新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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