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4 章 全才治国能君：扫荡后患办二党（上）

乾隆三年(1738年)对大清国来说是一个好年头，由于乾隆的年轻有为，青年气盛，锐志改革，一时呈现出百废俱兴的好势头。北路大定，准噶尔使臣乖乖地进京面见了乾隆皇帝，要求谈判请准划界事宜，少了乾隆发展内政一后顾之忧，心腹之患。由于内廷西洋传教士的面请，教禁得到缓和，乾隆帝收回成命，只禁旗人信教，余皆不问，一时东西贸易竟呈蒸蒸日上之势。张广泗平了苗疆之乱，官兵撤回，又少一大项劳民伤财、吃力不讨好的开支。浙西防海潮的大石塘开筑，进展喜人，海石塘预计长八千余丈，倘使筑成，则为浙西黎民之属，为此可安居乐业，潮患不足为虑⋯⋯

四面八方捷报频传，都是令乾隆眉开眼笑的好事，乾隆此时真可以称上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了。放眼天下，纵览古今，自认为登基伊始即可有此成就者，舍他而无第二人也！ 心里一高兴，乾隆便风花雪月了一番，一连串作了许多举措鼓舞士子读书人舞文弄墨，吟风弄月，命令内阁学士方苞选批八股文，颁行天下，以为士子的楷模，又亲自下手主持选编《钦定四书文》。

这样一来，乾隆便成了“文武全才”，发兵打仗屡战屡胜，大振国威，诗词歌赋又有一手，众皆称服，乾隆毕竟是好胜年轻人，凡有所学必欲以为表露，如今占尽鳌头，谁都净讲他的好话，借此时机，乾隆又不失时机地打出一张政治牌，宽赦伍景祺、查嗣庭两案连坐的亲属，恢复了三伯允祉的诚郡王号。这样一来， “宽仁、圣明，文武双全”的诸多称谓便一起落到了年轻的乾隆帝头上。但让他沮丧的是元年七月密立的皇储颙琏于次年十月病卒，

年方九岁，乾隆尽管称之为“端慧皇太子”，心中难免戚然。

天下形势就是这样，乾隆此时又颁布了法令，命令革除广东与外洋贸易正税之外的百分之十附加税以引进外来产品， 丰富庶民物质文化生活，并谕令停征各关米税，以促进米谷流通，缓解灾区庶民生活疾苦。

这么恩威并济，恐怕也只有他乾隆才能想得出来。此刻乾隆坐在龙椅上，得意洋洋地看着俯首在下的诸臣，心中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他认为自己非常冷静，没有半点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明白好的开端仅仅是好的开始，他必须得更加增进统治经验，以至能被誉为“千古一帝”，才不负皇阿玛的愿望，也不枉他乾隆成为皇帝一场。此刻他已服够二十七个月孝期，尽了人子之礼，而且已焚香默祷上苍，愿将在位六十年，即传位嗣子。

乾隆也太有点狮子大开口， 在位六十年又将让皇子如何处置，不过阴差阳错，以后历史的发展真走到了他所预料那一步，他真的在位了六十年⋯⋯

乾隆其实心里清楚， 这一派大好形势至少有一半是外强中干的虚头。皇阿玛所言不假，正因为阿玛在位之日严苛法纪，他一上台便改弦更张，才让国家为之一新，然而，根深蒂固的东西有很多还在顽固地蔓延滋生， 这些东西只能以挟万钧雷霆之势刻意扫荡，才能荡除干净，免除后患，眼下却不行。祷愿在位六十年也含此意，他要在他在位期间使所有的一切都走上欣欣向荣，繁华昌盛，那不是短时期内才能完成的。

即位这么多时间以来，乾隆深切体会到了做皇上的志趣，其魄力、才干、精明等等都可以体现出来。他并不想伤天害理，虐待苍生，因而他不怕自己的一切活灵活现地暴露在天下苍生面前，他永远会问心无愧。然而， 他需要皇权作为一个抬高自己的梯子，让万众仰望他的优点，说他好话，他需要这种心理上的满足，那是他当皇帝的希望所在， 他现在绝对不愿意失去已经到手而

且运用自如的权力，任何对皇帝权力的亵渎、侵犯或者奢望都是他不能容忍的。他不止一次对臣子宣称：“属权者，上上所操，不可倒持，颠倒乾坤！”他极力告诫臣子们让他们能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你们只能老老实实为我做事，不要心存妄想，那样只能害了你们自己。

因此，一切措施的采取也就势在必行了，他已经彻底懂得，该下狠手时就得下狠手，否则会留后患，况且“为政难”之谕中已明确表达过他的意思，有言在先。他如今的决定是惩治十六叔庄亲王允禄为首的一小撮阴谋分子，时机应该到了，张廷玉查证流言所出之处结果早已出来，话说得阴晦难懂，似乎隐隐指摘庄亲王之意，乾隆这就更无法咽下这口气了。下江南途中的重重风险他可以不计，如今大局已定，他再暗中煽风点火，捣鼓几手，那岂不是撞上门来自讨苦吃。但是，乾隆忍了，十六叔的做法还不明显，他不想这么轻易搞掉这个对手，那太没意思，他要给十六叔以时间，让他去好好蹦哒。有这样的思想认识，乾隆留了后手，从乾隆二年(1637年)一直忍到现在，如今是时候了，他似乎已看到允禄趴在自己面前瑟瑟发抖，哀告求饶，他需要的是这种感觉……

乾隆这天的心情特别好，凌晨就起，先在御花园散了一会儿步，等九月的太阳红彤彤地悬挂在宫墙上时，方才回去，叫过随侍太监，让张廷玉独自入见。

乾隆即位后对这位老臣实在极为倚重， 倒不是他不信任别人，只因张廷玉做事严谨，思维又缜密。乾隆有胆识，有手腕，但毕竟缺乏历练，没有老人那种历经沧桑的成熟稳健。这段时间，他又提拔了一批老臣，如杨名时、孙嘉淦两位，都是在雍正末年被牵连入狱的， 释放了后还在试用期， 但这几位确实是忠直之臣，才干优长，又是由张廷玉推荐，所以算得惜金。如今找张廷玉来，是他突然想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准备把这个计划予以实

施，这是他准备把允禄打翻在地的第一步，他要和张廷玉商量。

张廷玉此刻也正为此事挠头，烦扰不安。皇上召见，不敢怠慢，急忙如时去见。乾隆显得非常兴奋，虽然竭力抑制，喜色仍不自觉从眉梢眼角流露出来，见了张廷玉也不绕圈，便直接入了正题：

“衡臣，叫你前来，是有一事需要商议，当年皇考晏驾，距今已有三春，总理事务处本是暂设之构，以应丧葬之务，今皇考后事已办完，总理事务处似乎该撤掉了吧！”

张廷玉心念急转，心知皇上的用意，是要剥夺大臣之权。老头子一倔，也没好气，说道：

“启禀皇上，昔时先帝在日，以四辅政大臣与南书房助他佐理国事，先帝龙驭上殡，总理事务处之设因皇上居丧而成常设，今制既成，仓猝之间倘起变更，恐致不实！”

乾隆没料到会碰了个硬钉子，但转念一想，心中也不生气，忆及前时，心中也有点小事，这事都赶在一块了。并不是张廷玉没运气，他就活该倒霉，当日雍正身死，乾隆名正言顺地即位，道路虽顺，却没有给他全权执政之柄。因为雍正临终，也留下了四个辅政大臣，权势倾天，乾隆之初因心情散乱，没顾及理会此事，待到留意上来，辅政大臣羽翼已丰，不易扳倒。乾隆为此烦忧很久，倒不是因他权柄旁落，他那时没有这么精明，只是觉得辅政之臣存在，便意味着他还不能亲自执政，他受不了这种有蔑视意义的称谓，所以千方百计，想将“辅政”二字取消。好在张廷玉、鄂尔泰二人聪明机警，不多时则自己上书要求取消“辅政大臣之号而仍沿用在丧期间之号任事务处”， 他们当然是害怕太过嚣张，引起忌恨。这样矛盾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乾隆高兴了好一阵子，然而，新的矛盾很快又产生，随着乾隆皇权意识的增强，总理事务大臣也渐渐不能让他满意，他时时有掣肘之感。短短数月时间之内，因为最高决策问题在权限不明方面已发生了好几起小摩

擦，事虽不大，但窝心。乾隆需要倚靠老臣，又想他们处处飞扬跋扈，所以明里不动声色，暗中做了手脚，将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公纳亲，尚书海望等人也归入总理事务处，明为增加力量，实则是分散权力。但是时候越长越觉得不能得心应手，不过双方倒是相安无事，如今张廷玉硬着脖子这么一犟，乾隆猛然省悟，心里好笑，却又不能不重新申明自己的意思：

“衡臣，你的看法诚然有理，然而以一暂设的机构主持日常政务，终非长久之计，如今有先帝在日所设军机处，因西北用兵，为使军务免遭贻误而设，可袭其命而仍以总理政务大臣，庄亲王等还有其职司，为免延宕事务，所以⋯⋯”

张廷玉老奸巨猾，一听便恍然大悟，敢情皇上是想对庄亲王允禄和和亲王弘昼等动手动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计议已定，张廷玉颔首答道：

“回万岁话，军机处成例既在，总理政务处确非长久，依臣子之意可行。”

乾隆目的达到，志满意得，又得了张廷玉的支持，于是一番深思熟虑及统筹安排之后，乾隆三年(1638年)十一月，乾隆借庄亲王允禄事务繁忙之机，宣布撤销总理事务处，恢复雍正年间的军机处，任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纳亲，尚书海望、保郎纳廷泰、班弟等六人为军机大臣，乾隆不露痕迹地治允禄了一个“薄惩”。

乾隆看中军机处是看中了军机处的组织形式。清本也有内阁，但却存在着先天不足，自出世之日起便被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分割， 老康熙在位之日又将拟谕旨权交南书房掌管，所以到雍正时，揽管全国政务的军机处一设立，内阁之职司被瓜分殆尽，虚有其表，名存实亡，几乎成了单纯的办事机构。军机处，原名“军机房”，又称“军需房”，顾名思义，其初设与军事有关，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用兵西北，与淮噶尔部一场大战，

耗时极长，兵溃神迷，而权力内阁却在太和门外，远离皇帝寝宫，不便于决策，于是雍正皇帝便别出心裁地在乾清门外设立了军需房，专门办理军机，结果一来二去，雍正帝受了启发，让他抓到了皇权独尊的借口。军机处没有专门的办事公署，起初只是房屋数间，到乾隆时也不过是稍加修缮的几间瓦房，其简陋决非任何官衙可比。雍正从内阁中书中选出任事谨慎又能守口如瓶的人，人军机处充当缮写之职，称军机章京，又以其亲信心腹大臣怡亲王允祥，内阁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充军机大臣参与决策。雍正一朝，军机大臣从未超过三人，而军机总系也只不过十人左右，这么少的人更便于决策，利于专权统治。军机处之人只不过是备受皇上信任而已，随时可以罢黜，因为这些人系从各机构精拣而来，在原职位保留有官衔和品级，因此，军机处诸官纯粹是御用的统治工具。

乾隆需要的便是这个工具， 他将军机大臣由三个增加到六人，分割了军机处的权限，更加使权力集中。就执掌而言，在乾隆一朝，军机大臣不仅参与大政的议诚，而且还要为皇上准备处理政事的参考资料，审核内阁撰拟的谕旨，就用人、行政、科举及对外用兵等国家大事，还要经常充当钦差大臣出使地方。但对于军机大臣而言，最能说明地位和身份的是他的负责草拟上谕。

将这件事办完，乾隆算是长出了一口气，觉得这事也差不多该完了，国家大政自此抓于己手，允禄等人就是再有手段，也没什么办法奈何得了他，再往后就是要一步一步地将允禄等人逼得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然后下手收拾他们了。

谁知事与愿违，这头一波刚平，那边一波就又起来了，事情得从头说起。

家正十三年(1735年)苗疆乱起，台拱、古州两地势成燎原，班正怒形于色， 因云贵总督鄂尔春实施改土归流之后曾经夺口说道银百年之内可保无事。鄂尔泰即是超改士归流之机成为总

督中“三杰”之一，与李卫、田文镜并驾齐驱，然而，他刚刚爬上便出了这等事体，雍正焉能不气，一怒之下将鄂尔泰解去大学士之职，并革了伯爵之位，责成川滇黔调拨数万大军，任命粤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 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 合力削平苗民叛乱。事实上苗疆之乱的原因并不仅在于改土归流之事，这一段改土归流最晚，而是鄂尔泰、张广泗等得力大员相继升迁调走，余下负责后续者威势不足以服众，力量不足以震慑。所以工作极为草率，仅仅象征性地派驻了军队，对原有土司势力并未有大的触动。而后，随着横征暴敛，贪赃枉法，原有之土司抓住时机，利用苗民的极度不满、煽风点火，苗疆于是成多事之地，兵连祸结，一发而不可收拾。

将此类情况奏疏上达的便是后因涉嫌而罢官遭禁的最耿直之臣杨名时，雍正素晓杨名时之名，又设身处地想一想，便原谅了鄂尔泰之举，仍以他为大学士。可是苗疆却依旧风云变幻，云贵山多地险，利于突袭隐蔽，一击不中，也可全身而退，所以朝廷大兵压境，不但没有起到合剿荡平之效，反而给叛乱苗民补充了足够给养。陷于山地丛林作战的清兵一小拨一小拨被苗民分化瓦解，最终吃掉，给养便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哈元生、董芳虽有一腔热血以报国杀敌为忿，奈何老黄牛掉井里，有力使不出，反而损兵折将，局势愈来愈不利，渐有疽痈溃烂，延及全身之势，哈元生的告急文书雪片般往朝廷里飞，给扣下一批，雍正当时正气息奄奄，仅仅来得及任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张照走马赴任，未过几月，雍正帝却骑鹤西去，撒手归了天。

到此事情才算刚开头， 要将来龙去脉一一讲清还得要一段时间。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人明里相安无事，实则矛盾早已到了几乎无法消融的程度，鄂尔泰系雍邸旧人，在雍正即帝位后飞黄腾达，雍正元年(1723年)被擢为江南江苏布政使，三年因政绩卓著升广西巡抚，署云贵总督，次年又实授云贵总督，加衔兵部尚

书，最终于十年(1732年)擢保和殿大学士、一等伯爵荣誉称号，后来居上，几乎超过了居官多年的张廷玉，被雍正赞为“居官奏职，悉秉忠诚，苦心为国不知其他”。确实，鄂尔泰虽武人出身，确也颇有古大臣的风范，得到一向知人善用的雍正皇帝赏识。他与大臣孙嘉淦素不相和，有一次孙嘉淦被亲王罗织罪名，以贪赃被告，雍正问鄂尔泰，鄂声称“孙嘉淦性成偏执，若论操守，臣口保之”，免了孙嘉淦一场牢狱之灾。以如此宽大胸怀，严谨作风，自然有一群官僚臣吏乐为之用，在云贵总督任上时，他知人善任，赏罚明肃，麾下文武官员如张广泗、张允随、元展成、哈元生、韩勋、董芳皆乐为之用。也正因此，不知不觉间形成了鄂派势力，虽不是出自鄂尔泰本心，然官场之中，拉帮结派，结党图强之风久成根深蒂固，鄂尔泰不觉陷溺其中，无力自拔。

就是这么一个忠直干练的鄂尔泰，却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自视清高，常鄙古人，气出其上。这自然要引起久居相位、素来折却羽翼、隐踪埋迹的张廷玉所不齿。张廷玉历任三朝，均为机枢重臣，备受当权青睐，雍正朝更重用为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两部，并任翰林院学士。张家本桐城巨族，一门之内，辉映闾里，天下荣之，张出道又早，所以党羽遍布天下，只不过比鄂尔泰不事张扬，两位大臣虽均护保乾隆，忠直不二，然则私下里口角很多，互相攻讦，势成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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