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教会

欧仙娜想着那个自己照料过，再也无缘见面的士兵，心里也在想，就算不考虑身份地位的悬殊——现在也谈不上了，我和他能在一起，恐怕他也不一定会接受不生孩子。父亲说了只有我可以生——还不能百分百保证生的孩子一定没问题，仅仅是我自己风险不会比别人大，妹妹们恐怕只能嫁丧偶带着孩子的去给别人当后妈了，未免太委屈了她们。

亚历山德拉伸手依次抚摸着女儿们的头发，心疼地说：“没有合适的，不嫁人就不嫁了，有这些珠宝单单自己过日子也够了，我的孩子为什么要受委屈呢？”刘原轻轻叹气道：“现在不去想这个了，当务之急是你怎么样，你这个年龄再生孩子，太危险了。这几个孩子的婚事，以后再说吧，也不差这一年。”她们想想也只能这样了。

从这天以后直到亚历山德拉的这一个孩子出生前，均为虔诚的东正教教徒的母女五人，就时常祷告上帝垂怜，能够赐给她们一个健康的孩子。这实际上和抽签希望抽到上上签没什么区别了，有遗传病家族史的人，生孩子的确也和抽签很类似。

这一天，把刘原找去的是捷尔任斯基。他告诉刘原，大牧首又来和列宁同志谈判了，不过还是谈不拢。列宁今天实在没时间，就让捷尔任斯基找刘原来问问，后世的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怎样对待宗教问题的，苏联原来是怎么做的也可以说说。

刘原梳理了沙皇的记忆中和宗教相关的部分：

时间回到1905年，距离推翻沙俄政权的二月革命还有12年。彼时，俄国刚刚在战争中输给了日本。在首都圣彼得堡，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工人和要求改革的底层民众聚到冬宫外，要求沙皇政府改革，呼吁更多政治自由与社会公平。在这场运动中，东正教教士加彭（Georgia

Gapon）扮演了重要作用，他在工人中传播教义，发动社会运动。在他的鼓动下，不满沙皇政府的人们举着东正教的旗帜和十字架加入请愿。然而，迎接群众的，是沙皇军队的子弹。假如沙皇既没有被刘原穿越，也没在叶卡捷琳堡被就地处决而是像现在那样被带到了莫斯科，他最有可能的命运就是以这件事为主要罪名，被判处死刑。

正是在1905年前后，东正教正迎来转折的关头。尽管教会在俄罗斯漫长历史上地位显赫。但此时的东正教会，已经面临内外交困的重重危机：彼得大帝在近三百年前推行的宗教改革，取消了教会的牧首制度，代之以一个沙皇政府掌控的圣主教公会。在这套统治下，东正教自身衍生出庞大的官僚机构，无论是地方教区还是教会高层，腐败、不透明都广遭诟病。西化的俄国城市中产与知识分子逐渐疏远宗教，而虔诚的信众则多来源于农村，文化水平低，在主教们看来，他们是盲目无知的迷信者，甚至是异端的旧信徒。教会组织内部也是沉疴遍地。教士群体分化了——地方教区的神职人员低人一等，他们文化水平偏低，结婚成家，世代承袭服务教区；不婚的高层主教群体居于高位，颐指气使。前者很难进入后者的序列，几乎形成一个世世代代延续的“种姓”——高层主教不结婚不生孩子，用“世世代代”形容也不确切，应该是类似师徒相传的模式。

至此，19世纪末的东正教，上下都弥漫着宗教改革的诉求。教会高层主教们叹息人民的宗教信仰不够纯粹，希望在政府面前获得更多自治权，复兴作为俄罗斯“传统”的东正教，打击地方上带有异教色彩的传统仪式；地方教区的教士们则要求更大自主权，他们认为教会吸引力减退的根源是太靠近专制的沙皇政府。他们和自由主义靠拢，反对官僚化的主教群体，希望在基层实现教区民主自治，改革仪式、使用方言布道 。

这样的背景催生了一支更为激进的教会改革力量。以教区教士维登斯基（Vvedenskii）和波伊拉斯基（Boirasky）为首的地方教士倾心以激烈的方式彻底改革宗教仪轨与人事，让教会更关注现世的公平、公正问题。前者在知识分子中活动，他擅长演讲，绝不墨守成规，以各种出位表演挑战传统仪轨；后者甚至直接住到了圣彼得堡的无产阶级街区，在工厂工人阶级中布道、宣传。

1917年，二月革命突如其来，君主制土崩瓦解。东正教会一夜之间从政府手中获得了自由，主教们时隔近三百年重新选出了大牧首（正是来和列宁谈判之人。虽然他在尼古拉二世在位时还不是大牧首只是主教之一，但是和尼古拉二世确实见过不止一次面，所以刘原上次在他来的时候躲了起来。也正因为官僚化的主教群体太靠近沙皇政府，所以先前为沙皇求情也是应有之义），期待已久的“政教分离”也成为现实。

到此为止，刘原可用的沙皇的记忆里面关于宗教的内容就没有了，而穿越之前的他，对这方面并没有专门去了解，所以当捷尔任斯基问他苏联时期是怎么处理宗教问题的，他还真说不上来，只知道直到他穿越之前，俄罗斯那些著名的教堂全都保留着，还都是热门旅游景点，还有就是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教会“封圣”的事。

刘原并不知道，后来还发生了以下这些事情：

然而，重新有了大牧首对改革派教士来说，这意味着主教阶层的权力更加巩固，教会会朝着上层集权、削弱教区权力的方向行进。但紧接其后的十月革命，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按照列宁的意见，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是在夺权之后让宗教脱离政治，成为私人事务，把人民从“精神鸦片”中拯救出来。十月革命之后的苏维埃政府实践了这一思路，清理教会的政治影响，各类反迷信的教育运动也如火如荼开展。

改革派教士却从革命后容纳各种激进思想、文化、艺术与社会革新的红色政权中看到了理想社会的图景。他们试图将自己的宗教改革诉求和社会主义理想结合起来。布尔什维克意识到了这支力量，从而与改革派教士达成了一个松散的同盟，利用他们的影响，打击不愿意配合苏维埃政权的，大牧首吉洪（Patriarch

Tikhon）为首的正统派主教集团。在同盟下，改革派教士从基层教区开始，更换了大批原先教会的主教，试图在教会中也仿照布尔什维克形成一个“先锋党”，期待最终以“东正教苏维埃”的方式改革整个教会。

但这个脆弱的联盟没有持续多久。在1920年代，随着红白军内战结束，布尔什维克对宗教采取了更为严苛的措施。一方面，无论是改革派还是正统派，都仍然是宗教——布尔什维克需要消灭的旧世界势力之一，支持改革派仅仅是对仍然强势的东正教力量的暂时妥协，而非布尔什维克的长远之计。二来，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红色教士”们，也陷于教会保守势力的围攻，被指责为政府的“内应”和“叛教者”，本以为可以动员起来的教徒，也因为政权开始执行的压制宗教的政策转而倾向正统教会，正统教会的力量反而没有遭到想象中的大举削弱。于是，布尔什维克政府不再全力支持改革派，而是分化两派教士之间的矛盾，将教会中的力量“分而治之”；到了1930年代，随着斯大林时代严厉的社会管控到来，无论是改革派还是正统派教士，都在打压下难以生存。

讽刺的是，1941年苏德战争的爆发，成为了东正教的救命稻草，却也摧毁了红色教士们的最后力量。迫于战局的压力，苏联政府放缓了宗教管控，以利用宗教的动员力量支持卫国战争——斯大林与教会高层会谈，以教会对苏维埃的效忠换取政府放松宗教压制。被关闭的教堂重启，被关押的教士复职。苏联政府和正统教会最终走到一起，默认了后者的有限度存在，而倾心红色政权的改革派教士，则在领导人物逐渐病逝之后丧失了发声权，随着二战胜利，这些在夹缝中争取改革的人，最终成为了苏维埃和东正教的共同弃儿。

既然刘原除了知道直到苏联解体之后，东正教依然有着相当深厚的民间基础之外，并不清楚苏联时期的宗教情况，他只能向捷尔任斯基大致介绍了后世的中国以及他知道的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情况。

“马克思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但是，鸦片经常是用作解除痛苦之用，当现实中还不能用别的方法解除人民的痛苦时，消灭宗教就还时机未成熟。我知道的可以说做到了消灭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两个，东欧的阿尔巴尼亚和东亚的朝鲜，但这两个都是小国家，经验未必能够推广到大国。其余的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我不太清楚，应该没做到。”

“照理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无神论，那么起码GC党员不能信仰任何宗教，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美洲的古巴，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却都允许党员保留宗教信仰，起码在我穿越之前是这样，再早我不清楚。这想必是对现实的无奈妥协，要是再一定要坚持党员不能信教恐怕没多少人入党了。”

捷尔任斯基问：“那么，在中国又怎么样呢？”

欲知刘原如何介绍中国这方面的情况，且听下回分解。

作者的话：其实朝鲜也没能消灭宗教，但是这知识太冷，刘原不知道，而且说错也无大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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