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鲁迅和周作人氏哥儿俩,是住在八道湾的那一所大房子里的。这一所大房子,系鲁迅在几年前,将他们绍兴的祖屋卖了,与周作人在八道湾买的;买了之后,加以修葺,他们兄弟和老太太就统在那里住了。俄国的那位盲诗人爱罗先珂寄住的,也就是这一所八道湾的房子。
后来,鲁迅和周作人氏闹了,所以他就搬了出来。所住的,大约就是砖塔胡同的那一间小四合了。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正在他们的口角之后不久的期间。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民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不过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痛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君子。现在颇有些人,说周作人已作了汉奸,但我却始终仍是怀疑。所以,全国文艺作者协会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开信,最后的决定,也是由我改削过的;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作一样的看法的。
这时候的教育部,薪水只发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不办的,所以,鲁迅很有工夫教书,编讲义,写文章。他的短文,大抵是由孙伏园氏拿去,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教书是除北大外,还兼任着师大。
有一次,在鲁迅那里闲坐,接到了一个来催开会的通知,我问他忙么他说,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他说虽则这样的说,但做到无论什么事情时,却总肯负完全的责任。
至于说到唱戏呢,在北平虽则住了那么久,可是他终于没有爱听京戏的癖性。他对于唱戏听残的经验,始终只限于绍兴的社戏,高腔,乱弹,目莲戏等,最多也只听到了徽班。阿Q所唱的那句。手执钢鞭将你打”,就是乱弹班《龙虎斗》里的句子,是赵玄坛唱的。
对于目莲戏,他却有特别的嗜好,他有好几次同我说,这戏里的穿插,实在有许许多多的幽默味。他曾经举出不少的实例,说到一个借了鞋袜靴子去赴宴会的人,到了人来向他索还,只剩大衫在身上的时候,这一位老兄就装作肚皮痛,以两手按着腹部,口叫着我肚皮痛杀哉,将身体伏矮了些,于是长衫就盖到了脚部以遮掩过去的一段,他还照样的做出来给我们看过。说这一段话时,我记得《月夜》的著者,川岛兄也在座上,我们曾经大笑过的。
后来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予倩、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来作宣传的话,他根本就不赞成,并且很幽默的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孙伏园氏在晨报社,为了鲁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恋爱的诗,与刘勉已氏闹反了胜。鲁迅的学生李小峰就与伏园联合起来,出了《语丝》。投稿者除上述的诸位之外,还有林语堂氏,在国外的刘半农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却是《语丝》的中心。而每次语丝社中人叙会吃饭的时候,鲁迅总不出席,因为不愿与周作人氏遇到的缘故。因此,在这一两年中,鲁迅在社交界,始终没有露一露脸。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绝对的不大规模(或正式)的请客。这脾气,直到他去厦门大学以后,才稍稍改变了些。
鲁迅的对于后进的提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他对于高长虹他们的一集团,对于沉钟社的几位,对于未名社的诸子,都一例地在为说项。就是对于沈从文氏,虽则已有人在孙伏园去后的《晨报副刊》上在替吹嘘了,他也时时提到,唯恐诸编辑的埋没了他。还有当时在北大念书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属望的青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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