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9 章 算计精确突奔而出的“黑马”

康熙诸皇子从小多养育在外，有的在皇太后宫中，有的在内务有总管、内大臣等家中，唯有四阿哥胤禛一直呆在皇父身边亲自优春。也许是接触较多的缘故，康熙与四阿哥有着相当好的感墙基础，不过，也恰因旦夕相见，康熙对这个头发卷曲、语速极快的孩子也看得更透。他不喜欢四阿哥“喜怒不定”的毛病，屡屡告诚他要“戒急用忍”，以致四阿哥已长成三十来岁大人的时候，康那还提及他的“喜怒不定”。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四阿哥胤禛首次得到了多罗贝勒的封爵， 那一年他二十一岁。他的三位兄长，其一是太子胤礽，另两是位胤禔和胤祉，却都封了多罗郡王，画甩扯仅大他一岁；而同时被封为贝勒的几个兄弟中，八阿哥比焦小三岁。这样看来，在皇父的眼里，四阿哥的地位并不突出，胤镇被重视的初次机遇，是皇太子胤礽初次被废。

黑褐虽与胤褪一母同胞，但二人的政治态度却大相径庭。胤提高八河哥一党，胤禛则稍稍倾向于皇太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初塞外“木兰事件”时(康熙怒废太子)，胤禛并不在场。等康熙还京，担心废太子被负责监禁的大阿哥胤禔暗害，于是特命里镇与凯禔共同看守。当时废太子被拘禁在上驷院旁的蒙古包里，颈上戴着锁链。康熙在告祭天地废黜太子前，将亲报的文告给废太子看，胤礽竟发牢骚说，父皇要废就废，何必告天?蜜酸很生气，谕示胤禔，此后胤礽有话不必代奏。嗣后胤礽又说：“父皇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有代我奏明。“凰禔拒绝转奏，胤禛则认为此事重大，对胤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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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不奏，我就奏。”胤禔只好向皇上奏明。康熙听了，命取下胤礽锁链，此事给康熙留下了很深印象，过后他曾对诸皇子及王公大臣们说：“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唯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在朕前为胤礽保奏。”胤禛十分机警，他不愿意人们把他当作太子党人，所以立即奏辩道：“臣奉皇父谕旨，谓臣屡为废皇太子胤礽保奏，臣实无其事，皇父褒嘉之旨，臣不敢仰承。”胤禛力争在你死我活的皇子党派倾轧中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也是康熙所欣赏的。再有，康熙自废斥太子之后，精神受到沉重打击，身染沉疴，胤禛随侍在旁，奉汤侍药，此举让康熙十分感动，所以他夸奖四阿哥“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

康熙在病中，心情很苦闷，胤禛能频频请安，嘘寒问暖，看来是小事，但对极重仁孝的康熙说来，这正是将来为嗣皇的首要条件。由此看来，康熙许以胤禛“诚孝”，对他日后的命运至关重要。

总之，在皇太子废而复立、旋立旋废的政治风波中，与失败得最惨的大阿哥胤禔、八阿哥胤祀和皇太子胤礽相比，四阿哥胤禛受益独多。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太子被永远地废黜之后，储位竞争以新的形势、新的格局继续进行，而四阿哥胤禛堪称最精明的一个竞争者。他的精明，首先是他深刻地总结大阿哥、二阿哥、八阿哥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对自己所面临的形势作了极透彻的分析；他的精明还在他基于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制定扎扎实实、卓有成效的争夺储位的政策和策略。而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因此觊觎皇位的竞争对手谁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是八阿哥胤祀夺嫡、两败俱伤后，新的一轮储位之争的开端。当时已晋封雍亲王的四阿哥门下一个名戴锋的谋士给主子秘密写了一封长信， 开首便是对形势的分析和基本对策：

主子有尧舜之德，奴才受格外之知。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知遇于万一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心。处英明之父子，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处众多之手足，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皆其所以为难。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昔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皇族无唯类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二语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时之小忿，而忘终身之大害乎?

到底是旁观者清。当第一轮争储大战刚刚落下帷幕时，把错综复杂的战局分析得如此精辟的人， 恐怕只有雍邸谋士戴铎一人。四阿哥想要取得最后胜利，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处理好与皇父、与诸兄弟的矛盾。胤礽等的失败，在于对皇父“过露其长”，对兄弟则威逼过甚。戴铎为主子规划的对付皇父及诸兄弟的方略可概括为“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十六字要诀 他觉得还有必要加以申说，上述密信第二段专讲如何做皇帝身边人的工作：

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谮，即可伏祸之根。主子敬老尊贤，声名久著，要求刻刻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似应见而俱加温奖，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名日久日盛，日益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而逾之?

这一条能说争取“距离之公论”以影响皇帝对嗣皇的抉择。戴锋的明智过人，还在于他深知光靠皇帝、诸兄弟以及“公论”的好感还不够，到争储的关键时刻还得有实力，有布置好的死党出力相助。这些死党要以“本门之”中及早培养。

戴骨呈的肌裤密启共十件，以上是第一启(胤禛即位后，令戴锋汇录原启并所蒙批谕，成折存档。他的用意很明显，不过表明自己在落邸时并无为帝的野心，更无争储的阴谋。因此，胤禛的批语多是些言不由衷的话，需要反看才行。他说当皇帝是“大苦之事”云云，就是虚伪透顶的假话。但把戴锋这件密启誉为“金石”之言，却无意中暴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戴铎思维缜密、见解深刻，因而博得主子由衷的赞赏，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主奴二人心是相通的。胤禛正是以“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以处父子兄弟的复杂关系，才安然通过了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废太子后的惊涛骇浪，如今由戴铎加以概括分析，无疑提高了他在理性上的认识；而有些想法，如放出本门之人“借银捐纳”，也已付诸实施，但又未如戴铎筹划得那样深远周到。

这一切，无疑是对胤禛日后行动的巨大帮助，考察其大大小小的举措，都颇与戴铎上述提纲挈领的规划相合。但是，胤禛与戴锋又有不同，前者长于行动，因为胤禛是个政治家；后者长于思维，因为藏锋是个理论家。戴铎在谈到实施计划时，虽突出强调要掌握好“度”，过犹不及，而他自己恰恰显得过于急躁，在上述密启， “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等等就流露出这种情绪。胤祺根据自己对时机的判断，则坚信决战还很是遥远，眼下切不可过早显示力量，重蹈大阿哥、废太子、八阿哥覆辙，因此告诫戴锋：“切不可动，慎之！慎之！”胤禛对时机算计得精确，是戴铎所万万不及的。

康熙五十一、五十二年(1712年，1713年)之际，雍亲王胤祺

至少在表面上给人以这种印象：他正在虔诚地、专心致志地从师章嘉活佛，而且通过自身体验，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境地。胤禛做了皇帝之后，曾生动地描述过自己是如何透悟“三关”的：

圣祖(康熙)敕封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章嘉呼土克图喇嘛，乃真再来人，实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西藏、蒙古中外之所皈依，僧俗万众之所钦仰。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壬辰(康熙五十一年)春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随喜同坐两日，共五枝香，即洞达本来。方知唯此一事实之理，然自知未造究竟，而迦陵音乃踊跃赞叹，遂谓已彻元微，侗称许。叩问章嘉，乃曰：“若王所见，如针破窗纸，从隙窥天，虽云见天，然天体广大，针隙中之见，可谓偏见乎?佛法无边，当勉进步。”朕闻斯语，深洽朕意。

以上是为“初步破参”，下面讲“透重关”：

二月中，复结制于集云堂，着力参求。十四日晚，经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当下脱落，始知实有重关之理。乃复问证章嘉，章嘉国师云：“王今见处虽进一步，譬犹出在庭院观天矣。然天体无尽，究未悉见。法体无量，当更加勇猛精进。”云云。

最后讲自己如何于无意之中踏“末后一关”：

明年癸巳(康熙五十二年)之正月二十一日，复堂中静坐，无意中忽踏末后一关，方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

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庆快平生。诣章嘉所礼谢，国师望见即曰：“王得大自在矣。”朕进问更有事也无?国师乃笑展手云：“更有何事耶?”复用手从外向身挥云：“不过尚有恁么之理，然易事耳。”

以上是胤禛追述自己参究因缘始末。正当太子复废之会，门人戴铎密启争储全面规划之时，胤禛如此举动，可以理解其意在表明自己无心逐鹿，也可理解其净心学佛，以实践皇父“戒急用忍”的告谕。但不管如何理解，他把自己打扮成看破红尘的世外人，正是为了掩护日益加紧的争夺储位的活动。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秋天，戴铎从杭州起身，往福建赴知府之任， 在报告他完成主子交给的送给闽浙总督满保东西这一使命后，话锋一转，说：“奴才路过武夷山，见一道人，行踪甚怪，与之谈论，语言甚奇，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胤禛很感兴趣，在这件密启(戴铎第三启)上批道：“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做闲中往来游戏。”这年年末，戴铎遵命复函云：“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问他，以卜主子，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知，不胜欣悦。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

这里已涉及了当时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为了绝对机密，戴铎做了几个放土特产的匣子，其中田石图书一匣，是双层夹底，内藏上述密启。胤禛很满意，在戴启上批示：“人如此作事方是，具见谨慎。所遇道士，所说之话，不妨细细写来。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

胤禛说自己把当皇帝视为“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又亲近喇嘛借，以富贵闲人自居，但又一再让雍邸门人打听武夷道士卜测自己何为一个“万”字，岂非自相矛盾?其实，胤禛谋夺储位之心五、1.但要做得谨慎周密，绝对不能让皇父及诸兄弟察觉。戴铎

对此心领神会，所以更积极地为实现主子的目标而行动。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社会上又风传皇帝欲立皇太子。这是由于皇帝病势加重，容颜憔悴，身体消瘦，足背浮肿，艰于行走，卧床近五旬之久。他可能自觉不久于人世，所以事先留下《遗诏》。在这种情况下，拥戴废太子的朝臣又蠢蠢欲动，九阿哥胤禟也对其亲信、西洋人穆经远说：“外面的人都说我和八爷、十四爷三个人里头有一个立皇太子，大约在我身上居多些。”远在福建的戴铎风闻京中形势对胤禛不利， 因此急忙为主子筹划退守之计。他在康熙五十六年给胤禛上了密启。

戴铎在密启中把形势估计得很悲观， 准备一旦其他皇子入承大统则不惜以武力割据一方。但胤禛自有判断，立即给戴铎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在戴启上批道：“你在京若如此作人，我断不如此待你也。你若如此存心，不有非灾，必遭天谴。我劝你好好做你的道罢！”胤禛斥责戴铎，是怕他在时机不到时轻举妄动，而不是改变了在京内外关键部位安插党羽的既定计划。

胤禛的谨慎不仅表现在他善于制造假象欺骗皇父及诸兄弟，还在于他不露形迹地培植党羽。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诸王争储风声日紧，十四阿哥胤禵被命为大将军王，形势对胤禛更加不利。戴铎认为有必要提醒主子加紧延揽人才。他在第九件密启中说：

奴才看目下诸王各各生心， 前奴才路过江南时曾为密访，闻常州府武进县一人名杨道升(按：即杨文言)者，此人颇有才学，兼通天文，此乃从前耿王之人也，被三王爷差人请去养在府中，其意何为?又闻十四王爷虚贤下士，颇有所图，即如李光地之门人程万策者，闻十四王爷见彼，待以高坐，呼以先生。众王如此，则奴才受恩之人，愈觉代主子畏惧矣。求主子刻刻留心。此要紧

之时，诚难懈怠也。

胤禛见了，很不以为然。批道：“杨道升早在三府已有数年，此乃人人皆知。程万策之傍，我辈岂有把屁当香闻之理！”杨、程之辈尽管不可小视，但毕竟是文人；胤禛当香闻的是武夫，这一点和二阿哥胤礽专抓有兵权的人有相同之处。

后人多以为， 胤禛笼络到的两个最有实力的人物是年羹尧与隆科多。年为雍邸旧人，其妹妹是雍亲王侧福晋，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任四川巡抚，五十七年(1718年)升四川总督，六十年(1721年)任川陕总督，年为胤禛死党，这无须多说。隆科多如何为胤禛所网罗到，则并不很清楚。隆是佟国维第三子，他与康熙既是表兄弟，又是姻兄弟。就政治倾向来说，隆科多最早支持过大阿哥胤褆， 胤禔彻底垮台后， 佟氏一门多为八阿哥胤祀之党，而隆科多似乎党派色彩较淡。

康熙第二次废太子前，剪除其死党托合齐兵权，即命一等侍卫隆科多署理步军统领事，不久即实授，而且终康熙之世，隆科多一直担任此要职。这表明，康熙对隆科多的忠心绝对信任。清制，步军统领掌京城九门锁钥，统率八旗步军营两万余官兵，以及巡捕营步骑五千余。

因此，步军统领一职皇帝要从满洲亲信大臣中特简。隆科多最终地转向胤禛，是胤禛日后坐稳皇位的关键。除年、隆之外，在朝臣中，胤禛和复起的大学士马齐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一点下面还要提及。

胤禛对皇位所抱的野心，他为争取未来皇位所付出的努力，都不在其他皇子以下， 但他善于韬光养晦， 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因而，尽管他暗中进行着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各种准备工作，但并未暴露任何声迹。康熙以为他仁孝可嘉，无党无偏，与诸兄弟能友好相处；野心勃勃的兄弟们也误以为他无心问鼎，不把他

视为竞争敌手；朝野舆论，也把这位雍邸中性喜谈禅说道的富贵闲人忽略了， 在有希望继为皇帝的候选人名单里， 竟没有四阿哥。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月再废皇太子胤礽之后，究竟哪一位皇子才是康熙心目中“坚固可托之人”，康熙到底想把皇位传给谁呢?康熙直到弥留之际，始终没有向众人公开宣说，他也没留下一件亲笔书写的命某一阿哥继为鼠皇的传位诏旨，因此，对这个非同小可的问题的回答在当时，以至后世，都只能是推测而已。

不过，如实地说，就当时朝野舆论来讲，十四阿哥胤之疑是首选的皇位继承人。这一舆论趋向似与康熙命十四阿哥为“大将军王”后三四年间的想法相吻合。如果没有意外重大变故，十四阿哥理所当然地会成为康熙之后，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代皇帝。

然而，历史偏偏开了一个玩笑。四阿哥雍亲王胤禛竟如赛场中意外杀出的一匹黑马，这位未曾被人看重、自己又表示无意问鼻的皇子却成了数十年储位之争的最后胜利者。今天人们尽可以举出种种理由，诸如雍正精明、仁孝、无党无偏，以至书法精湛，因而受到康熙的青睐；雍正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蒙蔽了父皇和野心勃勃的兄弟们： 雍正暗中罗织了一批掌握要害部位的武人，关键时刻都派上了用场，等等。这些确实都是雍正得以承继坠统的根据。

但是， 康熙在自己生命最后一段日子里究竟为什么改变了以十四阿哥承统的初衷，而由四阿哥继为嗣皇的念头又何以日占上风，以致在他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才仓促决定把帝位传给四同哥呢?简言之，在康熙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的重大变故，改变了由十四阿哥承统的结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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