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六十章.汉朝152（394）.度田事件

东汉初年，在农民大起义之后，土地问题稍有缓和，当时刘秀亦未想对这一问题做出解决。他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令各州、郡，清查人们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纪。

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二、便于封建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当时，许多大地主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他们隐瞒田地和依附于他们的人口很多，反对清查。地方官吏惧怕他们，有的贪污受贿，相互勾结，任凭地主谎报；而对农民，不仅丈量土地，还把房舍、里落都作为田地丈量，以上报充数，这就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刘秀以“度田不实”之罪诛杀了十几个郡太守，下令加紧度田。于是大姓兵长们就武装反抗，许多农民不明真相也加入反抗，这就是史称的“度田事件”。刘秀一再发兵镇压反抗者。“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度田事件表明，东汉政权建立伊始，各地豪族、郡国大姓势力仍然十分强大。

实质和背景：封建制的国家政权，其基层统治（县以下各乡、亭等）的基础是靠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地主来维持的，然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的需求，和士族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人口劳力争夺需求是有根本性矛盾的。

比如中央政权需要更多的农民登记在国家户籍中，以备缴纳田租赋税、服兵役和皇帝修边塞军事设施、造宫殿等的劳役，可是小农一旦贫困破产无力缴纳租税，甚至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小农为了逃避劳役、国家赋税，就会自愿成为豪强地主的奴隶身份，不登记在国家户籍即“编户齐民”中，说到底，就是人口、田地这两项，始终中央争不赢地方，君权争不赢除了君主以外的所有阶层（士大夫阶层、地方豪强，外戚和宦官作为君权的延伸，属于君权，然而外戚偶尔有时又可以演变为地方豪强和士大夫阶层，宦官却始终牢牢只能依附于君权），导致经济上国家和地方抢财政抢不赢，政治上地方豪强依仗部曲众多，对抗中央、对抗君权，给大一统集权国家造成强大离心力和分裂隐患。

汉武帝“独尊儒术”、推行察举制之后，士族政治势力逐步膨胀，豪强、士族和未铲除干净的刘姓诸侯王国互相勾结，大地主兼并土地严重。

汉武帝一度重用张汤、朱买臣等酷吏（汉文帝、景帝也利用过酷吏），利用浩繁的法律条文，巧定罪名，定点打击大诸侯国、大豪强、大地主，并制定了长远性的措施——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迁茂陵令》，凡财富在300万钱以上的巨富豪门，一律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豪强地主等官方权贵特殊利益集团在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势力发展。

在此之前，汉高祖刘邦也曾迁徙秦末楚国地方的大豪强五个大宗族到自己的陵墓长陵，但是到汉武帝时期，汉朝已经形成了新的“以皇室血缘和裙带关系为根基的官方权贵利益集团”，故而定期将每每新出现的地方特殊利益集团迁徙到京师天子脚下居住看管。

而至汉元帝刘奭永光四年（前40年）十月，诏令废除了汉武帝的定期迁徙豪强以打压权贵特殊利益集团的措施。此前元帝恢复武帝的“迁徙豪强”政策执行了五年未成功，说明“国家威力已不足以迁徙他们”。

直至西汉末年土地兼并等各种社会问题极其严重，王莽改制，然而其改革脱离实际，脱离实际的措施，既触动了豪强地主、富商大贾乃至一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也给广大下层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干扰，使他成为社会各个集团、各个阶层反抗的主要对象，各地纷纷反叛。

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就是靠大地主大豪强的势力得天下的。等真正统一天下后的第三年——建武十五年，坐稳了皇位的刘秀，真正开始和这些大豪强、大地主翻脸，抑制兼并，开始“度田”。

刘秀下令清查田地和户口，严惩不平等者。他镇压反抗，迁徙地主到其他地方，确保了度田的顺利实施。这一举措有效整顿了社会秩序，稳定了政局，为东汉初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度田事件使社会秩序得以整顿，加强了国家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成功解决了两汉时期户口田亩不实的问题，为东汉初年的政局稳定创造了条件。此举也清除了军阀割据的势力，消除了田税征收方式上的一些积弊，为升平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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