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出国

宋美龄忍住笑：“这两位男青年，一位叫刘峰岭，一位叫易水寒，都是百里先生的高徒，刘峰岭精通德语、日语、英语三门外语，担任百里先生的翻译（蒋百里曾在日本和德国留学，他本人就精通德语和日语），易水寒是一名参谋军官，担任百里先生的副官，一起出国考察；至于这位女青年…”

宋美龄对蒋纬国露出一个略带嗔怪的表情：“她叫杨梅，侍卫队的预备军官，原本是要调入我的卫队的，但我想了想，你孤身在海外，身边总得有个照顾你和保护你的人吧？所以就把她派过来。杨梅在训练队里的成绩是名列前茅的，别看她是女人，能顶得上三个男人的。”

王世和的侍卫队（特务团）不只是保护蒋介石本人，也有一队人手专门负责保护宋美龄，因为蒋介石在1928年曾经遭遇一次未遂刺杀，把当时在蒋介石身边并且已经怀孕的宋美龄惊吓得流产和从此不能生育，所以蒋介石吩咐王世和训练一批女卫士保护宋美龄。宋美龄的二姐宋庆龄女士跟宋美龄一样，也是在怀孕期间受到刺杀惊吓导致流产，终生不能再生育了。

蒋纬国笑道：“母亲，堂哥（王世和）已经把孙涛他们派来保护我了，我看就足够了吧？”蒋纬国对孙涛四人是十分满意的，这四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都是特务团的基层军官，并且训练有素、枪法出众、身手不凡，身边有这么四个部下兼死党，就相当于养了四头藏獒，生命就多了四份安全保证。当然了，蒋纬国完全不拒绝身边多出这个叫杨梅的女保镖，毕竟…

“开玩笑！这个杨梅长得脸蛋像辛芷蕾，同时身材像柳岩，放在身边用来养眼也是好的。”蒋纬国很猥琐地暗想。杨梅约二十二三岁，英姿飒爽，但跟王世和一样长着一张表情稀少的扑克牌脸，她在看到蒋纬国时，脸色很冷淡，似乎对自己被宋美龄安排给蒋纬国当保镖很不情愿，蒋纬国甚至都能从她的眼里看到毫不遮掩的两个字——嫌弃，好像蒋纬国身上有狐臭似的，恨不得离蒋纬国越远越好。“不会吧？我有这么讨人厌吗？”蒋纬国有点惶恐和挫败。

宋美龄莞尔：“孙涛他们都是男人，保护你是没问题，但在照顾你生活时肯定粗心大意、笨手笨脚，这怎么行？好啦，你别推让了。”她看得出蒋纬国并不是真的拒绝，又显得十分关切地道，“纬国，你马上就要出国了，你自己多多注意吧！你父亲忙，他今天没空来送你。”

“谢谢母亲。”蒋纬国点点头，“母亲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除了戴安国、金定国、蒋百里、刘峰岭、易水寒、杨梅，另外两人都是年约四旬的儒雅男子，经过介绍，一位叫沈嗣良，一位叫宋君复，都是中国此时的体育活动家和体育教育家，他们马上就要率领中国体育运动员代表团前往柏林参加第11届奥运会，蒋纬国跟他们同路。

蒋百里示意一下刘峰岭，刘峰岭从随身行李箱里取出来一套军装、一顶军帽、一双军式皮鞋递给蒋纬国：“二公子，你的军装。”

蒋纬国心头大动，他忍住兴奋地接过军装：“我…我就要是军人了？”

蒋百里笑道：“穿上这套军装，你就算正式入伍了，当然了，你现在也没时间参加训练。按照委员长的意思，你是以我侍从官的身份跟我一起出国的。”

“我知道了。”蒋纬国心头愈发激动，“你们先等我一下，我去换上军装。”他喜出望外，抱着宝贝似的跑到自己卧室里，脱掉身上的便服，穿上这套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尉军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蒋纬国心情庄严而肃然：“今天是1936年7月11日，从这一刻开始，老子就是一名中国军人了！”

蒋纬国反复地看着镜子，镜子里是一名英姿勃发、气宇轩昂的青年军人，他越看越满意，心情就像小时候过年换上新衣服一样：“一开始就是少尉，不错！啧啧，朝中有人好做官啊！不知道老子什么时候才当上将军呢？”国军军衔由低到高依次是：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下士、中士、上士、准尉（也叫士官长）、少尉、中尉、上尉、少校、中校、上校、少将（一颗星）、中将（二颗星）、二级上将（三颗星）、一级上将（四颗星）以及特级上将（五颗星）。如果蒋纬国真的从级别最低的二等兵开始当，一步一步，估计他要熬上好几年才能升为少尉。

把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些随身衣物装在一个小背包里，蒋纬国意气风发地走出家门：“百里先生、诸位，我们出发吧！”

蒋百里看着蒋纬国，忍俊不禁：“二公子，这套军装以后再穿也不迟，现在还是脱了吧！”

蒋纬国愣了愣，他这时才注意到，蒋百里、刘峰岭、易水寒、杨梅四人都是穿着便服的，顿时回过神，既然是出国，并且眼下的局势又这么复杂，那自己这一行人肯定不能大张旗鼓，醒悟过来的他不得不跑回屋里脱下军装，重新穿上便服。

“母亲，我走了。”蒋纬国跟宋美龄告别。

宋美龄点点头，然后取出一叠法币递给杨梅：“纬国路上就拜托你照顾了。”

杨梅接过钱：“夫人请放心吧。”她对宋美龄十分尊重。

蒋纬国在旁看得很郁闷：“喂！那是我的钱，为啥不给我？她是我的保镖还是我的保姆？”

与此同时，孙涛四人也各自拿着行李包走过来，四人都喜形于色，毕竟接到了一个美差，跟蒋二公子一起出国“公款旅游”，这可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机会。蒋纬国、蒋百里、孙涛、翁勇、陈明、孙剑、刘峰岭、易水寒、杨梅、戴安国、金定国、沈嗣良、宋君复十三人纷纷跟宋美龄告别，走出憩庐，王世和已经准备了几辆小汽车，十三人坐上车，驶向南京火车站。

“终于开始了！”蒋纬国在心里长长地感慨一声。

七八点时，众人抵达南京火车站并坐上火车，一路向东，抵达上海时已是黄昏。蒋纬国还是第一次看到传说中的“上海滩”，虽然此时是三十年代，但这座富庶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依旧无愧于“东方巴黎”“远东金融中心”的称号，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蛛网衢道车水马龙，举目望去，满眼是富丽堂皇的饭店、巍峨雄壮的银行、风格各异的剧院舞厅、租界里一座座充满异国情调的洋楼别墅，黄浦江港口内卸货后离开的商船和满载货物靠岸的商船犹如丝绸之路上的驼队一般络绎不绝，夜幕逐渐降临，五彩斑斓的霓虹灯让全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伴随着城市的热闹喧嚣和一曲曲慵懒而经典的旧上海歌曲，当然了，蒋纬国更感兴趣的还是街上那些穿着旗袍、摇曳生姿的民国女子。

此时的上海是世界第五大港口、中国第一大港口，眼前的这一切都无可匹敌地证明上海雄踞着中国金融、商贸、经济等诸多方面核心的霸主地位。蒋纬国先是看得很惊奇，但随即，他的心情就沉重了下来，因为他知道，这座国际大都市一年后就会化为尸山血海，一百多万中日军人将在这里浴血厮杀，并且，上海的黄浦江和外延碧波浩淼的中国海域内映入蒋纬国眼中的尽是飘扬着欧美、日本等形形色色外国国旗的别国船舶，偶尔还见到数艘杀气腾腾的日本军舰在江面上、海面上肆无忌惮地行驶着，血红的太阳旗耀武扬威地瑟瑟飘扬着，仿佛这里不是中国的上海港，而是日本的东京湾。

就在四年前，中日军队于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在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战事以国民政府再次妥协退让而结束，从此，国民政府不得在上海驻军（但可保留上海警察总队和江苏保安部队，合计几千兵力），日本军队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在上海驻扎海军陆战队、修建碉堡工事，日军舰艇也可以大摇大摆、横行无忌地开入黄浦江。国民政府能做的只是“强烈抗议”和“严重谴责”，当然了，这些抗议和谴责在日本人听来跟放屁没什么区别。亲眼目睹日本人在中国领土和中国领海内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不得不使得蒋纬国内心里涌起了极度的愤怒和耻辱。

“老子早晚会改变这一切！”蒋纬国竭力不去看那一幕幕国耻画面，在心里狠狠地发誓。

“有海无疆，有国无防，耻辱啊！”蒋纬国身边的蒋百里看着这一幕幕，明显也很愤慨，他长长地叹息一声，话语中充满了极度的不甘，“倘若我中华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该多好啊！”

“知耻而后勇嘛！中国人不好好地尝尝国耻和屈辱，怎么会奋发图强？”蒋纬国冷笑道。

蒋百里转过身，神色有些黯然伤感：“真不知道我此生究竟能不能看到我中华富强起来。”

蒋纬国心头微微不忍，他真诚地道：“百里先生，只要您爱惜身体，您就一定会看到的。”蒋纬国知道，蒋百里身体素来欠佳，在两年后的1938年底就病逝了，没看到中国抗战胜利。

“沈先生！宋先生！你们来了！”上海吴淞口码头边，一群人喜形于色地迎上来，都是龙精虎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沈嗣良和宋君复微笑着走上去：“嗯，大家都等急了吧？”

蒋纬国跟上前，笑着问道：“这些就是即将代表我国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体育健儿们吧？”

沈嗣良点点头：“是啊！”他似乎有些感慨，“大家都很不容易啊！”

“因为缺乏资金吧？”蒋纬国笑道，他已经猜到了。

沈嗣良露出赧然神色：“是啊！虽然大家都充满干劲，都渴望能在奥运赛场上为国争光，但是…唉！咱们国家的情况，二公子你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国府中央对这件事并不太热情，所以…”他正怅然忧伤地说着，却看到蒋纬国向自己举起右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两张支票。

“两万美元。”蒋纬国笑道，“虽然不是什么巨款，但应该能稍微缓解你们的燃眉之急。”

沈嗣良吃惊地瞪大眼，宋君复等人也都欣喜地围上来。“二…二公子…”沈嗣良又激动又难以置信地接过支票，“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跟我舅和我姨父要来的。”蒋纬国耸耸肩。

从蒋介石那里知道中国体育代表团即将要出征柏林奥运会后，蒋纬国觉得自己必须要为这些中国体育事业的先驱们做点什么，做什么呢？肯定是掏钞票了。蒋纬国很清楚中国奥运体育先驱们的困境，民国时期的中国连年陷入军阀割据、内忧外患的混乱状态，因此没几个实权人物对体育事业感兴趣，包括蒋纬国老爸蒋介石。蒋介石一天到晚忙着打仗，同时还为铲除全国各地那些遍地开花的军阀割据势力而烦得焦头烂额，哪里还会有闲心管这种“闲事”，继而在这事上一毛不拔，在蒋介石看来，花钱支持奥运参赛团还不如买枪买炮更划算。

因为没有实权高层的支持，所以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得十分坎坷崎岖，主要支持者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两人是中国现代体育事业的奠基人，但这两位中国体育事业的先驱只有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囊中羞涩，因此，历史上中国人在1932年第一次参加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的过程几乎是催人泪下，代表团共7人，运动员只有来自东北的短跑运动员刘长春一人（本来还有一个同样来自东北的中长跑运动员于希渭，但因为日本人阻挠而缺席），并且那时东北已沦落日寇铁蹄之下，刘长春由于旅途漫长、身心疲惫，加上压力太大，因此在初赛中就被淘汰了，回国时身无分文，还是洛杉矶当地华侨给他凑的回国路费；

而四年后的1936年第11届德国柏林奥运会，参赛的中国运动员们仍然条件艰苦，由于国民政府提供资金不足，因此代表团不管是领队还是队员，从中国前往德国的这一路都乘坐最便宜的底舱，吃最廉价的饭菜，住最便宜的旅馆，甚至打地铺睡地板，但所有队员都毫不气馁，他们不嫌苦、不嫌累，只一心渴望能代表祖国在奥运会上参赛争光，他们的精神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蒋纬国知道代表团非常缺钱，历史上的中国代表团因为经费不足，国术队的队员们曾到南京大光明戏院卖艺，足球队也先期到东南亚各地表演募捐。因此，蒋纬国知道奥运这事后，立刻去找他舅舅、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和他姨父、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宋美龄是蒋纬国的“母亲”，宋子文是宋美龄兄长，自然是蒋纬国的舅舅；孔祥熙是宋美龄姐夫，自然是蒋纬国的姨父），通过软磨硬泡，从两人那里一人要到一万美元。蒋纬国很想大力支持中国奥运参赛代表团，但他穷得叮当响，弄来这两万美元已经不容易了。

“二公子，谢谢你！”沈嗣良、宋君复等人都非常感动。

“应该的嘛！你们做的是为国争光的爱国壮举，我只是尽到我的一份心罢了。”蒋纬国非常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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