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都长安是世界帝都之冠,是历史上东方和西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1300年前,中国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中设有东、西两大市场。东市是国内市场,西市是国际市场,也称为“金市”,是当时规模宏大、国际贸易繁荣的商业市场。
西市位于唐长安皇城的西南方(即今天的劳动南路和东桃园村之间),始建于隋(公元581—617年),兴盛于唐(公元618—907年),占地1600亩,建筑面积100多万平方米,有220多个行业,繁华程度盛极一时。当时的西市商业贸易西至罗马、东到高丽(今韩国和朝鲜),是占地面积最大、建筑面积最大、业态最发达、辐射面最广的世界贸易中心、时尚娱乐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西市以其繁荣的市场体系、坚实的经济基础支撑着整个丝绸之路的贸易体系,是丝绸之路真正意义上的起点。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商贸与文化传播之路,使黄河文明、恒河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相互碰撞和融合,加速了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着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可以说,作为丝路起点的西市,既是外部世界了解长安乃至中国的一个窗口,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重要平台。
东市因靠近大唐皇宫,如兴庆宫等,因此整体氛围相较来说,要更为严肃一些,而西市则聚集大量“胡姬”与东南亚各国艺人,舞者戏子,曲艺杂耍,比比皆是,往来不绝。
李白就曾流连于西市中,并如此写道:
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前有一樽酒行二首》
由于大唐的开放政策,吸引大量西域胡人到长安旅居游玩,其中更不乏天竺或波斯人,而这些远道而来的外国友人们,自然也需要一处落脚地,因此大量的客栈或胡居,以及具备特殊功能的建筑,便在西市应运而建,比如著名的“波斯邸”,正是自隋朝伊始,修建于长安城中的特殊建筑,是由波斯商人供外来进贡者,或本土商贾进行珠宝古董交易的场所,唐朝时仍旧沿用。
东市更倾向于第一点“商业性质”中的描述,因大量官员富商的宅邸都在此市,因此相对来说居住性质也与西市有所差异,但并非只有宅邸,同样也聚集大量商行,不过我上文也说了,东市属于“高端消费”聚集区,因此有着大量的名贵商品或奇珍异宝在此售卖流通。
《长安志》中,就对东市有所概括:
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
由“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可知,东市内同样聚集大量商行。
然“四面立邸”,说明东市内建立有大量宅邸。
又“四方奇珍,皆所积集”,便能看出东市内的“奇珍”之多。
以上,便是长安城内东市西市的具体区别,总的来说虽然在部分城市功能上,二者几乎保持一致,但西市比东市显然承担的城市功能更为广泛,包含“居,购,商,玩”等多种功能。
由于东西两市内的交通纵横,一条条笔直道路将长安城分割为大大小小的无数“坊”块,在“坊”与“坊”之中,自然就是数不胜数的店家商铺。
行人穿梭其中,随处可见贩夫走卒,或商旅驼队,这使得西市内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又如大衣行,秤行,豆家店,酒楼等铺面,在西市中可谓比比皆是。
在长安城内,不管是“衣食住行”,还是“歌舞玩乐”,均能找到固定场所,且每一家商铺都具备自己的不同特色。
如当时颇具盛名的“衣冠家”,虽看上去像是裁缝衣铺,但实际上却是一家美食店,拿手好菜有“萧家馄饨、庚家粽子、樱桃毕罗、冷胡突鲙”等美味佳肴。
《酉阳杂俎·前集卷七·酒食》: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沦茗。【庚家棕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毕罗】,其色不变。有能造【冷胡突鲙】、鳢鱼臆、连蒸诈草、草皮索饼。
通过史料中的描述,我们也可看出胡商的鲜活形象:
《续集卷六·寺塔记上》: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有僧乙尝叹佛,施鞍一具,卖之,材直七万。 又僧广有声名,口经数年,次当叹佛,因极视右座功德,冀获厚亲。斋毕,帘下出彩篚,香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僧归失望,惭惋数日。且意大臣不容期己,遂携至西市,示于商胡。商胡见之,惊曰 :“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不违价。”僧试求百千,胡人大笑曰 :“未也, 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 胡人曰 :“此直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 :“此宝骨也。”
像此类胡商在长安城中比比皆是,分析胡商往来不绝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大概有两点:
其一,大唐当时对于胡人的优惠政策,吸引诸多西域胡人前来定居从商。
众所周知唐朝自开国之初,便制定了开放的基本国策,为了能引来大量胡人丰富中原文化及增加贸易收入,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便曾推出了种种对外优惠政策,如唐高祖颁布的《武德令》所载:
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
如上可知,来华的胡人,“上户”需缴纳税钱仅为十文,而“次户”则只有五文,下户甚至不必交税,便可在大唐国境内进行活动。
上户所指的正是在唐朝户籍制度中,按照收入所划分的富裕之家,但十文的税钱却基本上形同虚设,为何我会如此说呢?
原因正是由于来到大唐从商的胡人,基本上非富即贵,而且资产十分雄厚。
《新唐书.回鹘传》:始回鹘至中国 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
所以这就相当于唐朝当局给这些“百万富豪”们,每年只有十文的征税,相对来看,这已经相当于是“免税”的程度,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大量胡商甘愿跋涉千里来到中土大唐,因为他们带着大唐没有的奇珍货物,赚得高额差价,使自己获利颇丰的同时,还不必缴纳高额税收,这正是唐朝当局对这些外来胡商的鼓励政策与欢迎态度,自然也就吸引更多胡商前来大唐淘金。
由于唐朝本身的繁荣与强盛,使得越来越多的胡商慕名而来。
众所周知,在唐初贞观年间,乃至开元盛世,手工业发展十分迅速,致使大唐生产的优秀手工业制品远销海外。
既使大唐本身的软实力持续对外输出,也在不断吸引外商来华的基础上,推动着本国民生经济的大力发展,逐渐将大唐的经济繁荣推上历史顶峰,造就出在中国历史上局指可数的繁荣盛世。
总结来说,大唐的长安城,经过数代皇帝的励精图治,不论是知名度,还是繁荣度,甚至是人民幸福度,都可位居历史巅峰,而唐人的文化,也因此在滋养本国人民的基础上远传海外,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了解到中华民族的强大与繁华,这是历史上不多见的盛景,也是令后世魂牵梦萦的壮丽画卷,我想,当时的百姓目睹着“万国来朝”,站在楼阁高处,遥望着目及所至灯火通明,仿佛无边无际的雄伟长安,也会热泪盈眶着感慨一句: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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