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捷尔任斯基那里出来以后,刘原心想:“每次从沙皇的记忆里提取有关国事的部分都得费很大的力气,绝大多数记忆都是宴会、游玩什么的,亏得尼古拉二世和他的皇后还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连1905年冬宫的流血事件都只有别人汇报的一点点印象,怎么和路易十六在1789年7月14日在日记里只写了‘今日无事’那么像啊!一个沙皇对国家大事的关心程度比穿越之前什么官都没当过的我都不如。”
确实,没穿越的刘原以前是挺喜欢在网上和别人讨论国事天下事的,那些重要的时事新闻他从来不拉。尽管有时候会被某些人嘲笑成“吃某某油的命,操某某海的心”,他也不以为然。
再说,吃不吃某某油且不管(刘原认为只要不去路边摊通常也吃不到某某油),21世纪的普通中国人里面自觉自愿“操某某海的心”的人可是数量非常庞大的数目,别的不说,单从每次“帝吧出征”结果都是“寸草不生”就可以看到这个群体的力量之大了。
眼下,刘原家里养了一只怀孕的奶山羊,准备以后等它生下小羊羔,给亚历山德拉即将出生的孩子当“奶妈”用——这年头可没有什么奶粉产业。
要是尼古拉二世在位时,可以给孩子请别的妇女当奶妈,可是现在肯定没这条件了。而且刘原觉得,就算届时母子平安,作为高龄产妇的亚历山德拉母乳不足甚至根本没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说别人了,就连列宁同志都把一桶牛奶看得比什么都贵重,别的什么东西都可以被抢去,唯独牛奶不能被抢。话说,这件事情却是刘原不知道的。
现在苏维埃粮食非常缺乏,实行定额配给,尽管刘原一家被特别照顾着还不至于挨饿,但是肯定没有多余的粮食喂别的动物了。当初在叶卡捷琳堡的三条狗——一条是公主的,两条是小王子的——出发的时候就没被带上,为此孩子们还难过了一阵子,那时候刘原安慰他们说,肯定会被别人领走收养的。这也是由于刘原是穿越者才知道的。
山羊和狗比起来有一点好处,就是不和人争夺粮食份额。刘原和除了亚历山德拉以外的全家人赶在真正天寒地冻的日子到来之前,每天挤时间外出割草储备干草,为它准备了过一个冬天的数量,累得够呛。刘原心想:“养一只羊都够受了,养一大群的怎么过冬的?”
不过,单单准备干草还没那么累,给人过冬取暖用的柴火才是大头。之前留下的那张在叶卡捷琳堡锯木头的照片上的情景现在重演了不知多少回,只是照片上的那个少年再也不会出现了。
冰天雪地里,不知不觉中,1918年渐渐进入了尾声。刘原原本设想的点亮科技树尤其是武器方面的科技树的计划,由于缺乏钢铁煤炭之类的原材料也难以进行,只能暂且搁置。
本来刘原并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年的冬天,新生的苏维埃面临极度危险的形势却能取得最终胜利,现在身处其中,虽然没有网络却至少有报纸可看,也渐渐明白了其原因。这和他当初设想的“十八路诸侯讨伐不倒董卓”虽然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是还有着很多不同。
虽然在内战的进程中,苏维埃政府控制的地区一度只占全国领土的很少部分,但全俄的核心区域却一直控制在苏维埃政府手中,这里所说的核心既是指地理形势上的,也是对工业交通而言。
控制了莫斯科、彼得格勒这些核心区域,这样不仅从地理上隔绝了各路白军之间的实质联系,更重要的是苏维埃政府掌握了西部乃至全国的工业精华区和铁路、内河航运的枢纽和干线。
依托工业区,红军不仅武器弹药的生产供应方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白军的军火供应前期只能依赖缴获,后期则要协约国千里迢迢的从海外运输),这些地区聚居的产业工人也成为了红军稳定而可靠的兵源保证。借助完整的水陆运输网,红军的兵员和武器可以便捷的输送到需要的地方、达成局部的优势。
之前,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战胜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奠定了基础,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初颁布组建工农红军和工农红海军的法令;3月4日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4月成立地方军事机构,全国实行普及军训制;5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实行普遍兵役制的法令。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还决定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将全部工作转入战时轨道。
为统一领导在东线作战的部队,6月13日成立东方面军;9月2日宣布国家为统一军营,并成立由列夫·托洛茨基任主席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瓦采季斯被任命为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9月11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扩充部队编制,除东方面军外,组建南方面军、北方面军及西部防区(次年2月改编为西方面军),同年12月又组建里海-高加索方面军。11月30日成立以列宁为主席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协调和领导军事机关和民政机关的活动,确保前线和后方的统一。所有这些措施,保证了苏维埃红军的建设及其在各条战线的初步胜利。
虽然有工业生产、兵力动员和交通运输方面的优势,但苏维埃方面也面临着一个致命却难以解决的瓶颈问题——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短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对上述核心区以外的广大农业区缺乏有效的控制,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匮乏成为整个内战过程中制约苏维埃政府的最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造成这种窘境固然有主要粮食产区大都属于敌占区或交战区或真空区的原因,但即使是在红军确实控制的地区,粮食的征集也是困难重重。共产主义的纲领对自耕农占大多数的俄罗斯农民阶级缺乏吸引力,所以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有多高的革命热情像产业工人义务劳动、踊跃参军那样自动拿出粮食去支援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将全部力量都用于支援战争的政府也无力如农民所愿的提供大量他们需要的工业制成品来换取粮食。
对于迫切需要粮食的政府而言,剩下的也就只有通过武力强行征集一条路了,于是“余粮征集制”“战时共产主义”便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大势下出台了。这些现在看来未免过激和残酷的政策固然激化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因“余粮征集制”而激化的矛盾和冲突,其根源却并不在于“余粮征集制”,即使没有“余粮征集制”农民一样不愿意把粮食交给政府。反过来,“余粮征集制”虽然激化了矛盾却也解决了问题,不管如何是收到了粮食——当然代价是沉重而惨痛的——但更是值得的。
最后不得不说的一条,就是刘原穿越之前就知道的“政委”制度。虽然这时候的政委更像中国古代的“监军”,但是后来几经改革,就和中共军队里面的很类似了。
而白军方面,虽然人多势众、来势汹汹,却有几条克服不了的致命缺陷:
首先是兵员的补充,在内战的初期白军拥有技战术水平高出对手很多的高素质兵员,而补充这些高素质兵员的伤亡,则是白军面临的最大的瓶颈问题。毕竟有热情参加白军的旧军人和贵族军官在数量上远远不能与支持革命的工人士兵相比,更何况白军在占领区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行政体系,也就不可能有完善的动员体制,不要说高素质兵员,就是“壮丁”恐怕也难以补充,即使有动员和补充,量既不足,在质上更远远不能与最初的那些职业军人相比。无法克服兵员补充的瓶颈,白军就只能是一支“一次性军队”,它的每一点消耗和损失都几乎是无法恢复的,每打一仗——即使是胜仗——就削弱一分,胜利越多,损失越多,实力越弱,离最终的覆灭也就越近了。
白军在军事上另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与指挥。在苏维埃政权的各路敌人当中,有忠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有妄图复辟诺曼洛夫王朝和沙皇专制的(对此刘原家人表示严重质疑)——高尔察克、邓尼金,有想趁着天下大乱借机恢复故国争取民族独立的——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毕苏斯基,有想割据一方占地为王的——彼得留拉,有想换取自由和回家的机会的——捷克军团、有纯粹就是看不惯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方针和路线的——叛乱的哥萨克、甚至还有干脆就是打家劫舍过了今天不想明天的流寇——马赫诺。
这些力量虽然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但他们的政治信仰和目标却千差万别,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即使是目标立场大致一致的力量,彼此之间也缺少人望、能力都足以服众的领袖人物(由此看来对俄罗斯皇族和被俘的白军主要将领的果断处置包括让刘原全家“装死”,应该也有消灭白军为之团结战斗的精神支柱和偶像的考虑)。这些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军事行动上协调一致、密切配合,也就难免被内线作战的红军各个击破了。
不仅他们,参与进苏俄内战的外国干涉军也是各怀鬼胎: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为了彻底解除俄国继续与其作战的能力,消除两线作战的威胁,同时以俄国的资源补充本国原材料和农产品的不足与损失;英国是为了恢复和维护一个对本国和协约国集团既依赖又合作的俄国政权;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为了防止德意志第二帝国利用俄国的资源和协约国援助俄国的武器物资继续战斗,并企图在由沙俄统治下恢复独立的民族国家中扩展自己的影响;日本帝国是为了攫取俄国在远东地区的领土和权益;美国纯粹是为了和其他协约国成员在行动上保持一致。
所以,刘原之前想的“十八路诸侯”的比喻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归根到底还是社会动员力的差别。
然而,新的一年——1919年到来后不久,刘原却遇上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危险。
欲知刘原遇到的是什么危险,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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